壮族的民俗文化特点篇1
关键词壮医药文化概念内涵
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也是世界上人口超过1000万的60个民族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壮民族创造了神奇绚丽、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文化。壮族文化是一个包括壮族历史文化、哲学文化、学术文化、伦理道德文化、医药与文学艺术等文化形态在内的综合性文化体系。壮医药文化作为壮族文化体系中的一种文化形态，虽然以其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浓厚的地方特色早已客观存在着，但是人们对其认识还处于模糊状态。本文试图从文化学的角度对壮医药文化的的概念和特点进行初步探讨，并力求揭示出其内涵和形式。
1壮医药文化的概念
伟大的医学家巴甫洛夫曾经说过“有了人类，就有医疗活动”。医药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需求，每个民族在历史上都有自己的医药创造和医药积累，壮医药是壮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不断探索总结出来的防治疾病的医药经验总结，壮医药文化则是壮医药与壮族各种文化交融、结合、渗透形成的产物。壮医药文化是壮族传统文化中与医药相关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总和。壮医药精神文化是壮医药哲学基础、生理病理观、治疗理念的反映，其核心部分是壮医药理论体系。壮医药物质文化也可称之为有形文化，是指与医药相关的有形之物，主要包括诊疗工具、药物及其采制加工器皿等。壮医药一方面是壮民族在历史上创造的医药文化，它对人体生命现象进行了观察和追踪，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思考与总结，本质上属于医学范畴，对本民族的生存繁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另一方面，壮医药又蕴含了民族智慧，精神价值和思维方式等无形的内容，因而又具有较多的人文因素。总之，壮医药文化既有自然文化，又有人文文化；既有物质文化，又有非物质文化；还有非物质文化寓于物质文化之中难以分割的双重文化。
2壮医药文化的特点
2．1与壮族传统文化同根互生、相互渗透、相互依存
壮族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壮医药是壮族文化体系中的一种文化形态,深深地打上了壮族传统文化的烙印。以稻作文化为例，壮族是世界上最早种植稻类的民族之一，世代以水稻为主食，稻作文化对壮医理论的形成就有较大的影响。壮族先民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水稻禀天地之气以生长，赖天地之气以收藏，得天地之气以滋养人体，而人体则赖“谷物”以养，一日三餐不可或缺，于是将谷物得以进入人体并消化吸收之通道称为“谷道”（壮语称为“条根埃”），壮医理论“三道”中的谷道就源于壮族先民对人与自然的朴素认识和实践经验总结。反之，壮医药文化对壮族传统其它文化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在壮族的其它文化体系比如在饮食文化、干栏建筑文化、花山文化、山歌文化中，隐含了大量的医疗卫生价值取向。例如，桂西北的壮族人有喝羊糜汤、生羊血的习俗，在外族人看来，实在难以下咽，但对于当地的壮族人来说，羊糜汤清热养胃，生羊血补虚健体，是难得的保健佳肴。
2．2受汉文化影响，具有土著文化特色
壮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其文化深受中华汉文化的影响。壮医药文化当然也不例外，例如由于壮族聚居和分布地区处于亚热带，虽然平均气温较高，但四季仍较分明。日月穿梭，昼夜更替，寒暑消长，冬去春来，使壮族先民很早就产生了阴阳的概念，《广西通志?卷十七》（明）就称：壮族民间“笃信阴阳”。加上与中原汉族文化的交流及受其影响，阴阳概念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就更为广泛。如阴阳的概念也被运用到医学上，作为解释大自然和人体生理病理之间种种复杂关系的说理工具。除受汉文化影响之外，壮医药文化更多的是具有本土土著文化的特色。如壮族著名神话《布洛陀》中传说天地分为三界，天地三界必须保持同步平衡，才不会发生自然灾害。后来联系到人界，则人与天地三者之间，也必须保持同步平衡，人才不会发生疾病。壮医理论中的“三气同步”理论其来源就与壮族先民这种朴素的宇宙观有密切的关系。
2．3内涵丰富，涉及面广
文化是通过一定的载体形式来承载的。壮医药文化涉及许多方面，物质文化方面如：文献（包括壮医药文献和反映有壮医药内容的壮族其它文献）、医疗实物（如壮医诊疗工具、药物采制加工器皿等），药物（壮族地区原产或民间常用植物、动物和矿物等）。非物质文化方面包括神话传说、巫术、口头传统、民俗活动、礼仪节庆、绘画、歌谣、饮食等等。
3壮医药文化的表现形式
作为壮医药与壮族传统文化交融、结合、渗透形成的产物，壮医药文化的表现形式是多彩多样的。有的以相对独立的物质或非物质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一些治疗器具如药线、骨弓、药锤等，大部分则隐含在其它文化丛的表现形式当中，以神话、习俗、山歌、药市等形式表现出来。具体而言，壮医药文化可以分为物态文化、神话文化、巫医文化、符号文化、医药习裕文化、口碑文化、歌谣文化、药市文化、气功（体育）文化、生殖文化、药食文化等等。
3．1物态文化
在壮医药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壮医广泛使用各种针、药线、瓷碗、骨弓、药锤及熏蒸、药物敷贴、药佩、药刮、牛角、竹罐等壮医医疗工具，相当部分至今仍在沿用。在药物方面，田七、肉桂、八角、薏苡仁、罗汉果、珍珠、蛤蚧等均为主产于壮族地区名贵药材，早已为壮族群众所了解和广泛应用。如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载：“田七，生于广西南丹诸州，番峒深山中，为金疮要药”。它们均具有实物的属性，属于壮医药物质文化的主要形式。
3．2神话文化
“神医三界公的传说”是壮族地区流行的与医药相关的神话文化。三界公乃仙童转世，曾于山中遇仙，授以五彩带、仙棒、仙桃及金字书法宝，三界公服下仙桃变成神医，专为贫苦乡人治病。治病时在病人患处缠上五彩带，以仙棒轻轻敲三下，则骨折脚跛的人就能奔走，浮肿病人恢复健康，多年瞎子能重见光明。在瘟疫盛行期间，三界公广发“驱瘟灵”，使患者药到病除，起死回生，且分文不取，深受群众的爱戴。为了纪念这位神医，祈求三界保佑，消灾祛病，壮族地区多处修建有“三界庙”，现忻城县土司衙门旧址附近仍保存有一座清代修建的“三界庙”，常年香火不断。
3．3巫医文化
巫医与神职医生是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早期都出现过的职业。壮族地区巫医文化古已有之，壮族先民重巫，文献不乏记载。汉代越巫风曾在中原地区广为传播，可见壮族巫文化影响之深广。清代，南方壮族地区仍盛行巫风。直到现代，壮族地区仍见巫之遗风。如至今广西城乡还可见到一种治小儿夜啼的符咒法，把写有“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小哭王，路人行过念一念，一觉睡到大天光”的符咒丢在路口或贴在路边的树杆、电杆、墙壁上，路人走过念一念，小孩的夜啼病就好了。这是巫医文化的一个例证。
3．4符号文化
在广西左江流域一带，共发现了180处笔触粗犷、风格浑扑的巨型壁画，其中宁明县的花山崖壁画，其规模在国内崖壁画中首屈一指，国外亦属罕见。经考证，这些崖壁画属于先秦时期瓯骆先民所作，对崖壁画的文化内涵，目前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是壮医为防病强身创制的功夫动作图。利用舞蹈导引气功等方法防治疾病，是古代壮医的一大特色。有学者将之与春秋战国时期带气功铭文的玉佩和长沙马王堆汉墓导引图帛画并列为中国三大气功文物。
3．5医药习俗文化
壮族地居亚热带地区，气候潮湿炎热，且多高山丘陵，树木茂密，故岚丘瘴疟、瘟痧疫疬均多发生。因此壮民十分注重未病先防，并总结经验出了一些颇具特色防病方法。如将草药扎成药把挂于门旁或置放房中，以辟秽驱邪。《靖西县志》记载：“五月五日，家家悬艾虎，持蒲剑，饮雄黄酒，以避疠疫”。又如家中若有未成年的孩童，则令其佩挂各种香药制成的药囊，以扶正驱瘴；若在瘴疠流行季节，村寨无论男女老幼，均佩带药囊，以避邪防瘴，这些习俗一直沿用至今。
3．6口碑文化
壮族民间医药经验历经千年而流传至今，最主要的原因是民间存在有丰富的口碑资料。口碑资料中有的是医者亲身经历的记录，有的仅仅由口头转述。例如：“罗勒、佛手、九里香，治疗腹痛和肚胀，小茴香和水田七，胃痛服了真有益。花椒和干姜，胃寒是良方。茉莉花根和香附，跌打扭伤痛即除。”一些壮医药的口碑资料并不止局限于壮医之间流传，而且在民间普通百姓中已经作为一种生活常识而世代相传。
3．7歌谣文化
壮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壮族歌谣包含的内容广泛，除了男女之间的感情交流外，壮族的生活习惯、农耕工艺、民情世俗、社会形态乃至医药等等均在歌谣中大量出现。如从已收集到的壮族民歌中就有对疾病症状、治则与用药的认识内容，“脸黑透红怕发痧，桐油浸纸慢慢刮”，“每棵都成药，有苦也有辣，辣的能治痧，苦的能清热。有酸也有甜，酸的能吸汗，甜的能补气”可以说壮族歌谣是一部壮民族古代原生态的百科全书。
3．8药市文化
壮族聚居的广西靖西县、忻城县等地，长期以来就存在药市习俗。靖西壮乡药市每年在端午节举行，其规模宏大，丰富多彩，壮乡男女老少这一天去逛药市，一方面饱吸百药之气，可以预防疾病的发生，另一方面交流和传播壮药知识，这不但是一种有关医药的良好民俗，也是壮族民间医药经验自发性质的大交流，是壮族地区的盛大的医药文化习俗。
3．9气功（体育）文化
壮族先民很早就意识到通过体育锻炼，可以增强体质，预防疾病。广西宁明县花山崖壁画所绘人像，经专家研究认为，不管是正面还是侧面，都是一种典型的舞蹈动作或功夫动作形象。舞蹈在早期医疗实践中的地位，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导引图、华佗的五禽戏中可以得到证实。壮族地区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阴湿多雨，脚气、风湿、身重等为常见多发之病证，严重影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故而壮族先民创造了这些具有宣导滞着、疏利关节作用的舞蹈动作，并作为永世流传的防治疾病的方法而绘制下来。至今壮乡人民崇尚气功，喜爱体育活动及歌舞，常在节日里开展抛绣球、赛龙舟、拾天灯等传统健身活动，这与壮医十分强调“未病先防”的预防保健观念是密不可分的。
3．10生殖文化
壮族民间对人类的生殖繁衍也有自己的理解。壮人信奉花婆神，她是专管生育儿女的女神，又称“花王圣母”。壮族认为儿女是花婆庭院里的花朵，枯荣全凭花婆主宰。婴儿出生，即在床头铺上纸花，逢年过节由母亲领孩子另祭花婆。孩子有病，也要祭请花婆保。在骆越文化考古考察工作中，专家在环大明山地区发现男根形态的大型石祖一直被当地村民所供奉。另外，在宁明花山崖壁画上，能清晰地看到数千年前壮族祖先描绘出的2副人交媾图，这体现了壮人历来对人类的生殖有着非同寻常的崇拜。
3．11药食文化
壮族是最早的稻作民族。稻类不仅是古代壮族人民充饥之食，而且作为健脾胃、益肾气、延年益寿的食疗壮药，加工成药粥、药酒、药饭、药糕等药膳食用。如贺县的黑糯米酿酒“沽于市有名色”，桂平市的黑糯米酿成的甜酒，具有“补中益气而及肾”之功效。除了粮食作物被壮人发现有良好的食疗保健作用外，水果、蔬菜、动物、调料等能给予人补充营养的大部分食品都有特定的食疗功效。如橙“能解鱼蟹毒，核炒研冲酒服，可治闪挫腰痛”；紫苏“食之不饥，可以释劳”；枸杞菜“味甘平，食之能清心明目”等，以及壮族民间历来流传有生饮蛇血治风湿；老鼠滋补之功“一鼠当三鸡”；蚂蚁治风湿；蛤蚧、麻雀、公鸡蛋（公鸡）滋补壮阳等经验。
参考文献
1张声震.壮族通史第1版,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
壮族的民俗文化特点篇2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满世界都一样的建筑形态和着装风格已为人们所厌倦，地球村的视觉同一化被重新审视，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大力弘扬具有自己民族风格的设计文化，努力发展自己国家（地区）的民族艺术。同时，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现代文化的普及，我国各少数民族人民也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他们向往现代化都市的时尚品位，同时也尊重并热爱着自己的民族文化，如何将两者很好的融合，玩味民族时尚，以满足此目标消费群体的需求，服务地方经济，成为设计师的崭新课题。
1中国民俗文化元素设计与应用的现状
目前国内关于中国民俗文化在设计中的研究和应用，多数集中于汉族、满族的“大中国”文化，鲜有人研究少数民族文化，而随着地方经济的崛起，应更有针对性地将本土文化融入其相关设计中，服务地方经济。
常见的传统图形设计手段是将东西方文化元素混合使用；将中国图形元素摆入纯粹的现代版式或构架中，以作为装饰；中国传统的版式和构成形态的改良式应用；或将中国图形元素进行各种视觉效果处理。这些设计手段将原本“土气”的中国形象重新打造为或新奇或更美观的新形象，大大促进了中国民族设计的发展。而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的眼光也在提升，现有的设计手段已经普及而不再有新意，中国民族设计需要有新鲜的理念注入。
2外国民俗图案设计借鉴
（1）日本的“双轨制”设计制度与民俗图案应用。二战前，日本的民用工业和工业设计并不发达，很多工业产品直接模仿欧美的样本，价廉质次。二战后，为保护大和民族的文化传统，日本实行“双轨制”设计制度，具体来说就是对于本国传统的服装、陶艺、建筑等采用传统的方式延续，设计风格清雅自然，渗透出浓厚的东方神秘情调；对现代的工业产品则受德国包豪斯的影响，是完全的现代风，体现出了强烈的时代感和高科技元素。同时在几十年的积累中，日本的现代设计也形成了小、巧、轻、薄的独特风格。其实日本早期设计发展的状态很像中国设计的现状，日本曾经走过的路也是中国正在走和即将走的路，而且由于两国都属于亚洲同一文化圈，在具体的民俗图案设计和应用上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
（2）源于非洲土著的流行色彩和服装设计。非洲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蓝天、骄阳、绿树、红土、鲜花，以及皮肤油黑发亮的非洲人，构成了它多彩的颜色。非洲的图形绝大多数使用几何形态，并且追求图形的手绘感、不规则感，以体现其自由、奔放、随性的性格。近几年国际上流行非主流风格的、带有少数民族元素的设计，非洲图形就是其中一个案例，它被应用到服装、装饰品等设计领域。非洲的色彩也带来了全新的配色体验，例如棕色与天蓝色的搭配灵感就来源于非洲棕红色的土地与蓝天。非洲的色彩比对炽烈，配色繁复，大大挑战了主流的色彩审美观念。非洲民族风的流行启示我们：不要一味地迎合主流审美，而应该自信、大胆的表现本民族的风格个性，提出新主张，引导新一轮的潮流，才能在潮流舞台中占据一席之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3中国民俗文化的魅力（以壮族民俗为例）
（1）壮族的魅力。壮族是世代居住在广西的历史悠久的土著民族。由于地势偏僻而封闭，加上自唐以来各朝代对其实行“以其故俗治”“以夷制夷”的包容政策，壮族能够一直保留着浓厚、独特的民族语言和民族风习，形成了性格鲜明的文化特色。
（2）壮族的图形纹样。壮锦：壮锦是“四大名锦”之一，其纹样组织复杂，多用几何形图案，色彩鲜明，对比强烈，具有浓艳粗犷的艺术风格。铜鼓：铜鼓最初是壮族人用于指挥军队作战和传讯的工具，后来逐渐被用于祭祀、娱乐活动，作为“重器”之一，成为财富、权力、吉祥、和谐的象征。鼓面为重点装饰部分，造型夸张、雄强、有力、庄重耐看。中心常配以太阳纹，则以晕圈装饰，与鼓边接近的圈带上铸着精美的圆雕装饰物，最多的是青蛙，其次有骑士、牛橇、龟、鸟等，同样表达了壮族人对自然的崇拜。
（3）壮族的色彩。在壮族传统艺术中普遍使用红、蓝、黄等三色，还使用黑色、绿色、白色等色彩，以红、黄、蓝、绿为基本色，其余是补色，对比鲜明强烈，如以红为背景，充满热烈、活跃、欢腾的气氛；如以黄绿配置，则艳丽动人。
总的来说是以少见多，纯朴中见丰富，素雅中见多彩，对比鲜明强烈，显示壮族人民热情、爽朗、勇敢、朴素的性格。
4民俗元素设计的新尝试
本人在学习设计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新的思考：除了现有常用的那些传统纹样设计和应用手法能否在创新。以下是结合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宾馆”视觉形象设计案例和部分设计单品，总结出的在民俗元素设计上的一些新思路。
（1）在民俗中玩味国际符号（以壮族为例）。经常看到设计师喜欢用一些阿拉伯数字或英文字符等国际符号来做一些排列组合，如果将这些国际符号按照壮锦上的纹样来排列会得到什么样的效果呢？结果是让人惊艳的。这些全新的图形既有民俗的影子，同时又具有强烈的现代感，趣味性很强，符合年轻人求新求奇的心理。
（2）民俗形象的几何化。民俗形象的几何化即指用绝对的几何线条重新描绘民俗物品的形象，会得到全新的视觉形象，既保持了地方风情又能够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要。
本人在给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宾馆”的视觉形象设计方案中也使用了这种手法。这是广西民族大学附属的一家酒店，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客人多为追求时尚，求新求趣的大学生、年轻游客等。随着时代的日新月异，宾馆已经意识到旧的品牌设计已经无法承载宾馆的形象，遂要求设计出既能反映地方文化又能符合现代年轻人审美的新形象。
标志的形象是由壮锦的边饰纹样提炼、变幻而来。壮锦是中国四大名锦之一，纹样组织复杂，多用几何形图案，色彩鲜明，对比强烈，具有浓艳粗犷的艺术风格。最能代表壮族的民族特色。标志设计整体简洁大气，同时具有地方民族特色。
木棉花是壮族民族精神的体现，当地叫作“英雄花”，用它作为企业的象征纹样最为合适。将标志主体形象进行丰富、变化，得到几何化的木棉花造型。
这一系列象征纹样是通过对由标志变化而来的单元形进行多种模式的排列组合，得到与壮族服装边饰风格一致的装饰纹样。主要用于边角的装饰和周边产品的设计。
5总结
壮族的民俗文化特点篇3
【关键词】壮族形象；文化认同；建构
Abstract：TherehavebeenthreekindsofconstructionofimageofzhuangNationalityinhistory.Theseconstructedimagesaredifferentbecauseoftheirdifferentculturalidentities，whichisrevealingtousthatinthepresentreconstr-uctionofimageofZhuangNationality，weshouldvaluetheconstructionofculturalidentityonthebasisoftoday’sculturalsituation.
Keywords：Zhuangimages；culturalidentity；construction
民族形象的建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多学科共同关注和论及的问题。[1]与此相适应的是，“形象学”、“文化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身份认同/建构”、“族群认同”、“民族文化认同”等术语，也成了学界比较流行的关键词。在这样的文化学术背景之下，壮族的文化认同、族群认同、形象建构等问题，[2]也成了学者们所关注和讨论的问题，而且这种关注甚至早已超出了学理研究的范围，而转化成了人们现实的文化行为之一。今天人们对《布洛陀经诗》等壮族古代文化典籍的整理出版，对铜鼓文化和黑衣壮文化生活习俗的研究和宣传，对南宁国际民歌节的操办等，无不表现出一股强烈的壮族形象建构意识与冲动。但是对于今天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之下重建壮族现代性形象，人们仍然不是很明了。解决这一问题，除了需要我们继续脚踏实地从今天的文化情势出发进行深入的研究之外，还应该从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壮族形象建构中汲取智慧与启迪，因为今天的壮族形象的重建不可能完全割断历史，凭空而起。所以，为了能把今天重建壮族新形象的工作做好，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历史上壮族形象的建构现象作一回顾与分析，并揭示它对我们今天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一、壮族形象的话语性建构及其文化认同
回顾历史上壮族形象的建构，最先引人关注的大概是这么两种建构形式：一是壮族口述作品中的壮族形象的建构，二是汉族历史文献中的壮族形象的建构，因为它们都具有我们借以回顾壮族历史的较为完备的文本资料。这两种建构形式尽管无论是从建构主体，还是从建构结果看，差别都是非常明显的，但是从建构的方式看，则又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它们对壮族形象的塑造与建构，都停留在话语的层面上。关于这两种建构的具体情形，我们已经另文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3]在这里我们将转换一个视角，只分析其中所包含的壮族民族特性建构及其文化认同的成分。
首先来看壮族口述作品中的壮族形象的建构。这种形象的建构，历史最久远，大概自壮族有自己的口述作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比如，在被认为是人类较早的文学性口述作品之一的神话作品，即壮族神话作品，像《布洛陀经诗》、《妈勒访天边》[4]等作品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早期壮族的形象及其民族特性。此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壮族还发展出了别的口述作品的样式来继续塑造本本民族之形象。对这些口述作品所建构出来的壮族形象，笔者在《壮族口述作品中的壮族形象书写》一文中，大致将之分为了六种，即“积极创造人类文明的壮族形象”、“讲究道德伦理的壮族形象”、“自由地追求真挚爱情的壮族形象”、“勇敢而又正义的壮族形象”、“机智灵活的壮族形象”、“不怕困难、勇敢地追求幸福的壮族形象”。[5]这六种壮族形象，也可以说是壮族自我认同和赞赏的六种民族特性，因为它们都是壮族依据自己的想法和视角描绘出来的。透过这六种壮族形象，我们亦可以大致窥见其中所包含的文化认同内涵：(一)他们比较认同于这样一种观念，即美好的生活要靠辛勤的劳动来获得，这可从《一幅壮锦》等故事中得到鲜明的反映；(二)他们认为人与人之间应遵循一定的伦理规范，这可从《布洛陀经诗》、《传扬歌》等作品中看出；(三)他们认同以歌咏的形式来表达爱情，寻找幸福的婚姻，这可从大量的壮族民间情歌中得到鲜明的反映；(四)他们认为对于不义之人及其行为，应予以应有的回击与惩罚，这可从《岑逊王》、《逃军粮》、《红铜鼓》等壮族民间故事作品中得鲜明的体现；(五)他们认为对于任何有碍于人们幸福生活的事物与困难，都应该勇敢地与之斗争，直至克服为止，这可从《布伯》、《杀蟒哥》、《挨朱奴》、《水珠》等壮族民间故事作品中得到反映；(六)他们认为智慧及巧智之行为都是值得赞美和学习的，这可从关于佬巧和小甘罗的一系列故事中看得出来。这些文化认同之内涵，可以说是壮族在自己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他们生产与生活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是他们塑造自我形象与民族特性的基本指导思想。壮族以口述作品的方式来反映本民族的形象与特性，直到今天还存在。
其次，再来看看汉族历史文献中的壮族形象建构。汉族历史文献对壮族形象的建构，是在汉族与壮族有了实质性的接触之后才真正开始的。这里的汉族历史文献，主要是特指那些以意识形态偏见对壮族形象进行描述与建构的文献作品。这些历史文献以明代以前的作品居多。这些作品尽管时代不同，但都表现出一种表述上的共性，就是以汉文化的眼光与立场来描写他们眼中的壮族形象，并据此给壮族的民族特性定性。阅读这些文献作品，给我们的第一个感觉是，似乎壮族的一切文化事象，在汉族作者看来都是多么的不可理喻，比如在面对诸如“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汉书》卷六四)、“无嫁娶礼法，不知父子之性，夫妇之道”(《汉书·南蛮传》)、“长幼无序”、“椎结徙跣，贯头左衽”(《三国志》卷五三)、“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断发文身，好相攻讨”(《隋书》卷八二)、“俗好相杀，都构仇怨，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隋书》卷三一)、“衣服斑斓，畏鬼神，喜淫祀”(《宋史》卷四九五)、“架板而居，上楼男女，下息牛羊，不习诗书，不勤生理，婚嫁不避同姓，疾病专事鬼神”([民国]《迁江县志》)、“婚姻不用媒，妇常招婿而冒女性之宗”([清乾隆]《柳州府志》)、“夷撩疾病，击铜鼓沙锣以祀鬼神”([民国]《贵县志》)、“好疑事鬼，以鸡骨卜卦”([清]《西窿州志》)等之类的壮族文化事象，汉族作者常常是既好奇，又不可理解。于是，在他们的笔下，壮族的形象就被勾画成一副怪诞、未开化、甚至不近人性的摸样。对此，笔者在《论历史文献中的壮族形象书写》一文中，将之大致分为五种，即“缺乏教化的野蛮的壮族形象”、“不懂得道德礼仪的民族形象”、“风俗鄙野荒诞奇怪的民族形象”、“生性暴戾好斗的民族形象”、“信鬼的民族形象”。[6]汉族历史文献的作者，还在此基础上，把壮族的民族特性分别定为“蛮”、“禽兽”、“荒怪”、“犷悍”、“信鬼”等。这样一种对壮族形象的勾画与对壮族民族特性的裁定，实际上是一种汉族至上、汉文化至上的狭隘而又偏激的“大汉族主义”思想的表现。其中所体现的汉文化认同是偏激的、狭隘的，因而未能客观、公正地描述和评价壮族形象。这一特点也就决定了这样一种建构壮族形象的方式与态度，是不可能长久存在的。所以，建国以后，这一建构方式就被彻底地废除了。
不过，透过汉族历史文献对壮族形象的这种带偏见性的话语建构，我们亦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对壮族形象进行实际性的改造与建构将是不可避免的了，因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深深地感受到与汉族及汉文化有着较大差异的壮族，是很难以“汉法治之”的。于是，与汉族历史文献对壮族形象的建构几乎同时并行的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壮族形象所进行的实际性的改造与建构。
二、壮族形象的实际性建构及其文化认同
对壮族形象进行实际性的建构，真正的开始应以秦在岭南设置三郡为标志，因为随着行政机构的设置，政策措施的推行，壮族的方方面面也随之产生了实际性的变化。对此，《汉书》卷一下是这样说的：“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它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壮族在这种“俱赖其力”下所发生的变化，正是政治、行政措施，在壮族形象塑造中的重要表现。此后，随着管治的进一步深入，这种政治、行政措施对壮族形象的改造，也随之进一步扩大和深入。对此，陈寿《三国志》有较为详细的描述，其文曰：“颇徙中国罪人杂居其间，稍使学书，粗知言语，使驿往来，观见礼化。及后锡光为交趾，任延为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为设媒官，始知聘礼；建立学校，导之经义。由此以降，四百余年，颇有似类。”(卷53)这里所提到的移民、传授技艺、设立学校、教之以礼义的方法，都属于怀柔性的措施，并且偏重于文化、教育、技术方面，对于提高壮族的科技文化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因而颇受壮族的欢迎。所以，这样的措施，也被后来的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普遍采用，但真正取得显著成效的却是在清代，尤以改土归流的完成为显著标志，因为在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和明代闵皀的《论抚讲岑应疏》中还分别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其人物犷悍，风俗荒怪，不可尽以中国教法绳治，姑羁縻之而已”，“况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各处蛮夷边境，地皆炎瘴，人皆顽梗，不可以中国之法治之。”这样的描述，说明至宋、明之时，壮族的形象还没有被改造到能以“中国教法”治之的程度，但到了清代，状况就不同了，壮族的形象及其文化认同，已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汉化迹象。依据其汉化程度的不同，大致可以把现实中的壮族形象分为三种：
(一)是与汉族无差别的壮族形象。对此变化之壮族形象，(清光绪)《北流县志》描述道：其县之壮族已“夷风悉化”，“与汉人无异”矣。(清同治)《象州志》云：“壮与蛋家久习华风，渐更夷俗，其衣装则已改矣，其语言则已通矣。富者均读书，贫者均力田，愚者均安分，黠者均滋事。即不习官语，皆知畏官法……所载瘴气及所载蛊毒，近今概无闻。”(清光绪)《富川县志》云：“二百年来，仁渐义摩，礼陶乐淑，文教覃敷，无间幽遐。而瑶壮亦蒸蒸向化，鸟在偏隅，小邑不足征，道一同风之盛哉。”(民国)《桂平县志》云：“瑶?侗壮诸族，与民接近者亦涤除陋习，咸从礼教。乃知圣人之道，远近可行”，还说邑中诸族“风俗、语言、浸淫统一于不知不觉中，固由文化之深而婚姻互通”。这四县之壮族形象，已与汉族难以分别了。
(二)是大部同于汉族的壮族形象。对如此变化的壮族形象，(清乾隆)《柳州府志》描述道：来宾壮族，“向尝贪利，寻仇好杀轻命，迩来渐觉驯良，然其风未尽泯也”。(清道光)《白山司志》(今马山县)云：“从前土人好仇杀，……自地方大吏严禁之后，百余年来犷悍之气尽消”，“富家弟子六七岁即入村塾，”“近圩市人家房屋，富者架木覆瓦”，“官族则瓦屋鳞次，墙宇修整焕然，有中州富官之气象矣”，但是“性愚蠢，耕作之外无他技艺。……从无商帐远涉之人。……病不事医药，惟召巫跳鬼，……若夫男歌女唱，赠带投巾。少女多野合之羞荡，妇有淫奔之丑”，“衣尚青，男子间有着蓝青，妇女则纯青，行路以一幅于发上，短衫长裙”，“居乡村者，无论瓦盖草苫，皆作上下两层，人处其上，牛、羊、豕皆处其下，名曰栏房”。(民国)《昭平县志》亦云，昭平的壮族“夙号刁顽，自争田两大案判结后，服教日深，旧俗日革，民乐耕耘，士勤诵读，学校已不乏其人，百余年民壮久已相安无事。壮刁而瑶蛮，其衣服、装饰、婚丧、礼教，民壮无或稍异”，但“俗信师巫”、“架木成楼”、“人至其家，不问识否，辄具酒肉相饷”等风俗还保留着。(民国)《怀集县志》(怀集今属广东省)说他们的壮族，“轻悍犷戾，椎髻炙?，刻木为契，不事诗书……易于纠合生乱。近虽稍变蛮习，供税县官，目颇识字，然狡猾难化，梗性犹存焉。”这四个地方的壮族虽已大部汉化，但“其风未尽泯”，大致代表着一种中度汉化了的壮族形象。
(三)是局部同于汉族的壮族形象。对此壮族形象，(清光绪)《镇安府志》的描述可具代表性，其文云：镇安府(今德保、靖西、那坡)的壮族，“间道汉音”，“其性犹朴鲁，畏见官司词讼，稀简钱粮，亦肯完纳”，“椎髻跣足。架棚为室，寝处其上，其下杂畜牛马犬猪，不避腥秽。疾病不事医药，专信巫鬼。……答歌为婚，不禁同姓。男妇专事耕种，无别生活。秋收有余，则都里亲戚，日招往还，恣其饮啖。……性喜仇杀，好斗轻生。其妇女专蓄蛊毒杀人，其男子出入带刀自卫，或遇争拘提，则用以格斗拒捕。盖诚不可纯以汉法治者也。”这一描述，对壮族的汉化特征，只用一句“间道汉音”来加以概括，但却用好几句来描述壮族特有的风俗，显然表明该地的壮族，汉化程度较小，壮味还比较浓。
上述三种壮族形象，汉化程度尽管有大有小，但是毕竟在形象的面貌上，都发生了变化，有的甚至可以用焕然一新来形容。由此可以看出，历代封建统治者重建壮族形象的努力，至清代时可以说是结出正果了。从总体来看，这一建构方式，之所以取得这样好的效果，是因为得到了壮族的支持和参与。而壮族之所以支持和认可这一建构方式，是因为其中的汉文化认同是对自己有利的，以先进的汉文化来改造和重塑自己，实质上是对自己民族素质的全面提升。也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壮族才会“操汉语”、“改衣装”、“从礼教”、“讲礼义”、“读书入痒”、“互通婚嫁”，“蒸蒸向化”。有的壮族还甚至到了把自己认同于汉族的地步，这就是壮族民间曾经盛行过的“汉人后裔意识”和“攀汉现象”。其中虽有规避现实政治歧视的因素在内，但是对汉文化的欣羡不能不说是他们主动认同于汉族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汉族历史文献中的文化认同也是汉文化认同，但是汉族作者不是用它来提高壮族，而是用它来嘲笑壮族，因而使得其汉文化认同的性质与功能发生了变化，进而导致所创造出来的壮族形象，不同于在实际生活中所建构出来的壮族形象。另外，以汉文化认同来改造和重塑壮族形象，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以汉民族特性来取代壮族民族特性，其结果是使得壮族没有了自己的特色。这样的看法显然是片面的，以汉文化认同来改造和重塑壮族，固然使壮族的一些文化风俗消失了，但并不意味着全都消失，壮族的一些风尚至今还保留着，壮族作为一个民族至今也还存在着，就是一个明证。另外，就那些汉化特征甚至已经达到了“壮汉无差别”地步了的壮族而言，其实际情形却也是“汉而不化”，“融而不合”，因为在他们的意识深处，他们也仍然意识到自己是壮族，就像那些在宋代为避免因受侬志高牵连而改汉姓与汉族的壮人那样，仍然世代相传自己是属于壮族的。所以，大可不必夸大，汉文化认同对壮族民族特性与民族意识的淡化作用。
三、壮族形象历史建构的启示意义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壮族形象的建构，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所建构出来的壮族形象也是不同的。为什么呢?细加深究，就可以发现是因为其中的文化认同不同的缘故。由此可见，文化认同是民族形象建构中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无独有偶，美国当代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谈到美国国家特性与民族特性的塑造的时候，也非常强调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性，他认为美国国家特性之所以面临着挑战，是因为在民族文化认同上出现了危机，并强调只有重新确立“盎格鲁—新教”文化价值观念，才能把“我们是谁”这个美国民族文化身份问题解决了。[8]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如果我们今天要重建壮族新形象，那么，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文化认同的问题。时过境迁，今天壮族形象的建构，自然不能照搬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文化认同。我们得依据今天的文化情势来建构和确定我们今天壮族形象建构的文化认同。那么，确定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参照历史经验，确定文化认同的标准，应该看这一文化认同是否具有先进性，是否得到壮族的认可。那么，这样的文化认同，又该去哪里找呢?结合今天具体的文化情势，笔者认为以下几种文化资源可供我们选用：
(一)是壮族传统特有的优秀文化。对这一文化资源的重视和热衷，既可从当下一些壮学学者热衷于对壮族传统文化的挖掘与传扬的行为中见出，也可以从媒体和文化人对黑衣壮文化习俗的张扬、研究和宣传中见出。他们之所以重视和热衷壮族传统文化，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想借此来突出、或重构壮族特有的民族文化身份。
(二)是以汉文化经典为代表的汉族传统优秀文化。对这一文化传统的强调，可以从有关强调读经的讨论中见出。[7]他们的目的是想通过全面复兴汉文化经典，来重新确立中华文化之根与灵魂，以为中华文化的不断创新提供本源与动力，为将来中国文化的全面兴盛提供基础，使中华民族重新成为一个有经典、有文化、有道德、有理想、有希望的民族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是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趋同性的文化内容。对这一趋同性的文化内容的强调，可以从大量的关于全球化与文化认同的建构的讨论中见出。经济全球化会使文化的趋同性越来越明显，民族间趋同的文化现象会越来越多。文化的趋同性，往往也就意味着文化的普世性与普遍可接受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一个民族都难以拒绝这样的趋同性文化。
(四)是现实的政治文化。它是指导我们现实、乃至未来行动的基本思想，每一个生活在现实中的人都难以逃脱其影响，壮族形象的现代性建构，当然也不例外。
上述四种文化资源，是我们今天文化语境中所存在的比较重要的文化资源，而且也各有其地位与作用，因此，也都应该成为我们今天建构壮族形象建构中的文化认同的重要思想来源。这一情势决定了我们今天建构文化认同的策略，只能是整合之策略。只有这样，我们建构出来的壮族形象，才既具民族性，又符合当今文化之形势以及世界之潮流，一种现代性的壮族形象才可能被建构出来。毋庸讳言，以整合方法建构出来的文化认同，只能是一种具有兼容性特点的文化认同，而不是单一文化特点的文化认同。建构这样的文化认同，需要建构主体具备宽容的心态，开放的态度。而具有这样的心态，对于壮族来说其实并不是一件难事，因为包容性本就是壮族在长期的历史生活中所形成的民族性格与民族心理之一，而且这种包容心态，在壮族形象的实际性建构中，也已表现得相当明显了。相信具有这样包容传统，性格与心理的壮族，必定能够在新的文化形势下，通过整合的方式，建构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文化认同来，并以之为指导来建构新的壮族形象。
另外，对于壮族来说，形象建构中的包容性，还表现在要容许和接纳他族的人参与到壮族形象的建构中来。这一点，壮族过去已经做到了，相信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壮族会做得更好。
总之，采取整合之策略，汲取包括壮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各民族文化的精华来建构具有兼容性特点并得到壮族认可的文化认同，是我们今天建构壮族现代新形象的关键，同时，这也是壮族形象的历史建构，给予我们今天的一个重要的启示。
参考文献：[1]论及民族形象建构问题的学科，主要有文学、文化研究、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
[2]这方面的论文可参阅，谈琪.论壮族历史上的“弃蛮趋夏”的现象[J].广西民族研究，1995，(3)；顾有识.试论历史上的壮汉互为同化[J].广西民族研究，1999，(3)；韦顺莉.荣耀与追求：广西壮族土司民族认同之考察[J].广西民族研究，2007，(3)；平锋.壮族歌咏文化与壮民族的族群认同[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4)等。
[3]参见拙著.论历史文献中的壮族形象书写[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6，(4)；论壮族口述作品中的壮族形象书写[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7.(1).
[4]文中所涉及到的壮族口述作品，均依据农冠品、曹廷伟.壮族民间故事选[Z].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
[5]参阅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M].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6]可参看胡晓明编.读经：启蒙还是蒙昧?[Z].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壮族的民俗文化特点篇4
忻城土司文化源于土司制度.这一源头本身的特质决定了我们应该用理性的眼光来探讨与思考土司文化。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在继承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之余.多一点理性的思考。客观、历史、辩证地看待土司文化的现实意义.可以更好地做好文化的继承工作。
一、土司制度文化的历史源流与理性思考
忻城莫氏土司制度由来已久.考证它的历史源流.有助于我们理性地思考
(一)土司制度文化的历史源流。忻城土司制度首先是多种制度文化的结晶。我国在历史上可谓地广物丰.为管理好这样一个东西南北跨度都很大的国家.历来.朝廷都是采取多种管理制度。隋朝以前.大多是世袭制,隋唐以来.朝廷采取开科取士的科举制度选拔官员.并通过铨选派遣官员到各地任职管理地方。但由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为便于管理.朝廷不得不采取多种管理制度。对于广西这样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历史上就经历过郡县制.羁縻制和土司制由于羁縻制不编户上籍.不向朝廷纳税.各州县处于“互不统属”的分散割据状态。明代。为加强地方管理,朝廷最终采取编户上籍“皆赋役之”的土司制度取代羁縻制土司制度一方面是中央通过少数民族土着首领对少数民族实行间接统治.另一方面还由此获得各民族首领承担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义务。忻城地属广西.瑶壮土民聚居.实行的土司制度正是多种制度文化之下的结晶。
明代是广西土司的极盛时期.大小土官有300多人。清初,仍有大小土府、州、县等128个。广西历史上被称为“南蛮”之地,忻城更是地处山区。要了解土司制度全貌,通过忻城土司制度可见一斑。忻城土司制由莫氏世袭.莫氏土司管理的忻城的土地、经济、教育等制度都是比较清晰的。他们“世官其土.世有其民”,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立体地呈现了土司制度文化。
(二)土司制度文化的理性思考忻城土司制度正式源于明弘治九年(1496年),至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第十七任土司.莫绳武因“纵匪殃民”罪被撤职废除.历明清两朝4l1年。而若从其始祖莫保协理算起,时问跨度为500年。奠氏土司能够长时间地统治地方.而又最终被取消.其进步因素与落后因素均值得我们思考。
1.进步因素。首先.忻城土司制度是固有社会生存发展的主动脉。忻城是山区.自古以来以农业为主。莫氏土司是当地土着居民,熟悉忻城的主要交际语言瑶话壮话,编户上籍.帮助朝廷征收赋役,并且确立农业生产为基础的经济政策.比较顺应当地的社会发展。
土官不领朝廷俸禄.但得到中央王朝的确认.对土县境内的土地具有所有权,有权对境内土地进行分配对于为土官及家人服役的土民。土官是不发银两的。但为了让士兵、厨子、厨娘、轿夫、鼓手甚或捕鱼捞虾的等人能够比较忠心地为土官服役.土官把能够维持其生活的地分给他们,这就是役田管理制。耕种役田的虽实为农奴,服劳役世世相袭.但对役田也能够世世相袭.并且无需缴纳租税.这就使得耕种的人能够相对独立地耕种役田.积极发展生产并维持生活。在阶级矛盾激烈的明清时期.这一举措满足了土民的愿望。基本符合社会生存发展需要。
其次.忻城土司制度还是维护封建统治长治久安的基础。世袭土官们不仅注意修正与朝廷的关系.还制定与完善一套适合忻城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政策.起到推动社会前进的一定历史作用。如土官及其官族还通过建立学馆,撰写诗文。加强教化,安抚民心,维护统治。
第四任土官莫廷臣开始举办学馆.“嘉靖年间,忻城土官莫廷臣在县城办学.延请名士专教莫氏官族子弟。”而第十五任土官莫振国不仅创立义塾.以儒家正统思想教授官族及堡目子弟,还亲自制定类似今人校规的《教士条规十六则》示于学堂.从思想意识,道德修养到做学问和日常行为都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
土官当中有不少土官及族人勤于撰文的,土官莫镇威、莫宗诏、莫元相、莫振国、莫景隆等人及官族诗人莫震、莫云卿、莫煦南等人都有诗文传世。诗书礼乐教化显然对维护土司统治.安抚民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落后因素。忻城土司制度的落后。首先体现在它等级森严的统治上“土司土官对辖境内从土地到臣民有自主之权……土司土官实行的是封建农奴制而一般州县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水平较高.属封建地方制。”日(p印6)生产关系是封建农奴制的忻城土县.生产力低下.土官对土民的统治等级森严土民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要严格体现出对土官的毕恭毕敬.不得有半点越级之举。如土民“入市不准撑雨伞,吃饭不能与土官、官族同席。出行必须给土官、主人让路,见官必须跪拜土官出巡……路过村庄,村民须收藏所晒之衣物,人屋回避,小孩不许啼哭。村民如回避不及,或就地低头站立,或跪于路边迎候。所到村庄,村庄头人负责招待,按户派要食品,贡纳钱物.供土官及随员享用。”聊(嘲)在这样等级森严,尊卑分明,黄发垂髫不能怡然自乐的情况下.自然会延缓社会发展的步伐。
此外.莫氏士官在教育上也实行严格的等级制。由于阶级的局限,私心的考虑,土官一方面鼓励官族子弟人学,另一方面对于经济上相对较宽裕的土民百姓.虽然允许他们人私垫读书.但却不允许他们参加科举,唯恐失去对他们户籍的控制对于大多数土民,则实行愚民政策,不准他们读书。这样的等级教育制度显然是极不公允的.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忻城教育的滞后。这样等级森严的统治必然会激化社会矛盾,引起土民暴动。
利用手中武器进行军事镇压.是忻城土司制度的又一局限及落后因素。忻城莫氏土司始祖莫保在元代即有镇压农民起义的记录.其后代均有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表现.得到皇帝的信任.如第六任土官莫镇威甚至还在镇压瑶壮人民起义中得到万历皇帝的嘉奖土官们针对土民的军事镇压以维护封建统治、土官利益为出发点,大大激发了社会矛盾,从而影响了当地社会生产力的向前发展。
二、土司民俗文化的历史源流与理性思考
莫氏土司统治忻城500年问,生产与生活习俗、游艺竞技习俗、岁时节日习俗、礼仪制度习俗等组成的民俗文化多姿多彩。这种民俗文化既有多种民俗文化的特征.又带有土司统治的等级烙印。
(一)土司民俗文化的历史源流。忻城人民自古以来世代种田,缺乏商品经济观念,加上身处山区的封闭和地理障碍,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太多的物质追求。但是,他们在精神上自得其乐.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
忻城民俗文化是多种民俗文化融合的结晶忻城自古以来生活着壮、瑶、苗、汉各族人民,各族人民在生活生产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形成了多种风俗。如过年时赶歌圩.开展苗侗族人们喜爱的上刀山、下火海等竞技类娱乐活动。三月清明节祭祀,家家户户要煮五色饭.七月鬼节吃鸭,端午节吃粽子等等。
(二)土司民俗文化的理性思考。
1.特色因素。首先.丰富多彩的民俗缓和了社会阶层间的矛盾。比如过年,每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土司封官印停止办政事,~直到十五闹元宵后才又“开官印”办理政事。在封印期间.土官与土民同乐土民在这一个时候可以自由享受过年的快乐.猜拳划码,赶歌圩。此外,颇具生活趣味的传统竞技类娱乐活动,比如上刀山、下火海、踩梨嘴、斗牛、斗鸟、斗鸡等。也颇能吸引人这些传统娱乐活动丰富了人们的生活.缓和了社会阶层间的矛盾.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温情。
其次.忻城土司民俗文化凸显了壮族特有的生存状态。
歌圩是壮族人民的情人节.明清时期.都有地方官严禁歌圩。而在“以故俗治”的忻城.歌圩得以保持下来,不仅土民平时的禁锢得以释放.而且土官甚至也可以参加歌圩。同享子民的这一盛大节日。如让人记忆深刻的电影《刘三姐》中与刘三姐对歌的莫怀仁的生活原型就是莫氏第十一任土司莫元相。歌圩上.除对歌外.还有抛绣球、碰红蛋、放花炮等节目。热闹的歌圩体现了壮族人民奔放热情、乐观豪迈,向往美好的人性化需求。
忻城还有织壮锦的风俗。这些壮锦图案别致。有“狮子滚球”、“双龙戏珠”、“丹风朝阳”、“鲤鱼跳龙门”、“字纹”等十多个品种.体现了壮族人民的美好愿望。歌圩、织壮锦等民俗凸显了壮族特有的生存状态。
2.民俗文化再现存在的缺失因素忻城民俗虽丰富而具趣味性.但这些民俗处于土司制度之下,文化再现存在缺失因素.如不少民俗带有鲜明的等级特征,呈现“异化”状态。即使是在最欢乐的年节也如此如除夕要给土官家族送扫把等礼物.而要进庙上香也要等土官祭拜之后方可。袭任的土官上任前一天要到城隍庙烧香.举行大祭。土民要承担这些活动的所有费用。土民的衣服颜色不能鲜艳.只能着蓝、灰、黑三色衣服.长袍不能穿在身.嫁娶等人生大事不能坐车骑马。这些民俗文化呈现出的“异化”状态.其实也与忻城土司民俗文化的封闭有关。土司时期,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外人很少进入.忻城土民也很少外出.基本已经处于封闭状态因此,民俗也就很少有变化.有些落后的习俗也无从改起。
壮族的民俗文化特点篇5
一、邕宁壮族八音等民间艺术的发展现状
所谓“八音”，原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乐器科学分类法。西周时将乐器按制作材料分为金(钟、缚、铙)、石(磬)、丝(琴、瑟)、竹(箫、茂)、匏(笙、竽)、土(埙、击)、革(鼗、雷鼓)、木(柷、敌)八类，即八音。邕宁壮族八音主要由大唢呐、小唢呐、五孔笛、锣、鼓、钹、壮族乐鼓等乐器组成，曾受“广州八音”文化影响，后又吸收了邕剧、壮师剧和壮族民间音乐的元素，逐步演变成今日以唢呐演奏为主，打击乐为辅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民间有“八音一响，喜事连连”一说，可见该艺术形式在当年的流行盛况。1983年，邕宁县文化局组织文艺专干深入农村开展文艺辅导活动，对壮族八音这一民间音乐进行挖掘、整理、加工，组建起以农民为主的百人“邕宁农民八音队"，形成了更具浓郁民族气息和独特艺术表演风格的综合性民间文艺演出团体:在原以唢呐为主的吹打乐器基础上，增添了四人齐擂的大鼓、师公“岳”鼓、壮家姑娘喜爱吹奏的无孔笛，另外加入壮族人民喜欢唱的壮族山歌“嘹啰”调、彩调、采茶调等，在单纯吹打表演的基础上配以“抬花轿”、背新娘、师公舞、“岳”鼓舞、舞春牛等民族风情表演，并在演奏内容上创作了一批热烈欢快的新曲目。此后，邕宁农民八音队每年都出现在邕宁壮族八音文化旅游节上，吸引了南来北往的旅客和当地百姓,还应邀参加了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迎宾和表演活动，在中外嘉宾心目中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如今，邕宁壮族八音已经成为邕宁的“文化品牌”。
尽管邕宁壮族八音等本土民间艺术形式在政府层面受到了格外的保护，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这些民间艺术与当代的年轻人和孩子都有相当的距离。
二、在艺术教育领域融入民间民俗文化的实践探索
(一)广泛搜集邕宁民间文化中的艺术素材
为了把邕宁本土优秀的民间艺术融入我们的园本课程，我们两个研究小组通过查阅资料、网络搜集、民间采风等方式，收集到大量民间民俗音乐的音像及文字资料，包括一些邕宁原生态的山歌、歌谣、舞蹈等。我们组织教师走访邕宁区文体局的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向他们了解邕宁各地特有音乐形式的传承情况;走访邕宁区花婆节研究会，了解花婆节节庆活动内容;前往邕宁区最负盛名的“八音之乡”——蒲庙镇那路村，在南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壮乡八音传承培训基地那路小学调研、学习，并走访了壮族八音第六代传人黄才定老人;到“嘹啰山歌之乡”新江镇那蒙村，在那蒙完小向素有乡村百灵鸟之称的潘碧清老师了解、学习嘹啰山歌的知识和唱法;等等。
每年一届的邕宁壮族八音文化旅游节，更是我们学习采风的良机，每次我们都会派老师去现场观摩、拍照、记录。
(二)选择适合的素材，融入艺术领域园本课程
保育院的教育活动应充分考虑到幼儿的学习特点和认知规律，注重综合性、活动性、趣味性，寓教育于区域游戏、环境创设和游戏活动中。本土的民间艺术虽然来源于本土的生活，与幼儿的生活密切相关，但并不是所有的本土艺术都是适合幼儿的，关键在于幼儿对它们是否熟悉和感兴趣。如果艺术形象鲜明、生动，便容易激发幼儿的好奇心、想象力，唤起幼儿欣赏和表演的兴趣。
1.音乐领域的园本课程选材。我们首先挑选那些幼儿感兴趣的、浅显易懂的素材，直接应用于我们的园本课程?如白话歌曲《大西瓜》《花婆送福》，嘹啰山歌《星星》，白话童谣《团团转》《点虫虫》，舞蹈《鲤鱼与白鹤》《蚂箨舞》等。这些音乐作品，内容生动，艺术形象特点鲜明。如：嘹啰山歌《星星》是用方言演唱的，歌词诙谐有趣，歌曲旋律中透着民间艺术的特有魅力;舞蹈《鲤鱼与白鹤》有角色、有情节，艺术形象鲜明，表演者的表情诙谐有趣，舞美造型独特、新颖。其次是筛选、整理、改编一些成年人所参与的、稍显陈旧或有一定难度和危险性的艺术活动素材，使之更具时代感，更易于被幼儿接受。如：民间流行的《花婆送福》歌曲原来的歌词较长，幼儿不易理解和记忆，旋律也不够美，我们从中截选了一段幼儿易于理解和演唱的词、曲，稍加改编，使之有说有唱，非常适合幼儿演唱，深受幼儿喜爱;大班舞蹈《鲤鱼与白鹤》是根据邕宁区百济乡一带的一个传说故事改编的，原来是成人舞曲，音乐旋律多变，舞蹈动作难度较大，我们先从舞曲中截选了一段快慢分明、生动有趣的音乐并稍加编辑，再简化原来的舞蹈动作，配上鲤鱼和白鹤的动作，改编成了幼儿喜欢和易于接受的幼儿舞蹈。这样的舞蹈编排工作,对专业的要求较高，但我们依靠集体的智慧，总算小有收获。
2.美术领域的园本课程选材。我们结合幼儿的年龄特点和兴趣特征，选编了那些幼儿易于接受、有助于提升他们审美能力和艺术表现力的课程内容。如大班综合艺术活动《春牛》，引导幼儿用莲藕、杨桃等材料给春牛设计花纹，不但可以引发幼儿的探索兴趣，提高幼儿对美的理解，还可以让幼儿在自由创作之后，把自己制作好的春牛舞起来,合作活动的氛围非常热烈。
(三)营造浓郁的民间艺术氛围
环境是幼儿教育的隐性课程，创设环境是开展艺术教育的重要手段。为了营造民间艺术教育的氛围，我们对幼儿园的环境进行了整体设计与规划。
1.在特定区域创设兼具艺术欣赏和艺术创作双重功能的互动式环境。我们巧妙利用楼梯、走廊、墙面、门窗和房梁等空间位置，布置了大量含有邕宁民间元素的手工艺术作品，有春牛五谷庆丰收图、竹匾花婆脸谱、农家小竹楼图、布艺画、蓝印花布、泥塑、创意草帽、创意蒲扇等，为幼儿营造一种民间艺术的氛围，丰富幼儿对民间艺术的感受。此外，我们还在幼儿园的创意空间提供了竹筒、稻草、五谷、布艺、竹匾、蒲扇、灯笼、草帽、藤艺、石子、种子、树叶、瓶子、纸筒等材料，让幼儿与环境中的材料充分互动，鼓励幼儿利用这些材料通过自主绘画、剪贴、拓印、编、捏等方式“创作”艺术作品，丰富自己的艺术体验和艺术表现力。我班乐乐一直对美术活动不感兴趣，不愿动手，说自己不会画画，但是在这个丰富的创意环境中，他主动选择喜欢的石头进行涂鸦，涂得很专注，作品完成后还很兴奋地拿给其他小朋友欣赏，并慢慢爱上了美术活动。还有一些小朋友，在教室里画画时喜欢模仿别人，在创意坊欣赏了别人的艺术作品后，竟脑洞大开，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作画了。
2.在开放式区域为幼儿的艺术创作体验创设良好的环境。我们把民俗音乐室创设成开放式的活动区。每个星期、每个班级都会有一至两次的区域活动时间，幼儿可以在里面选择喜欢的活动区角，自由地舞动、吹打、唱跳，分享快乐，提高自信。我们的“民俗音乐室”以“邕宁八音文化”为主线，通过图片、墙饰等把邕宁民俗文化如《水上婚礼》《壮乡歌舞乐》《抢花炮》《龙狮庆丰年》等展现出来，让幼儿进到音乐室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乡土气息。在民俗音乐室，我们还创设了“小小音乐室”“妆扮区”“龙狮庆丰年”“壮乡歌舞乐”“表演区”等几个区角，每个区角都有丰富的活动材料，如“妆扮区”有各种民族服饰、现代服饰、环保自制服饰和化妆品，“龙狮庆丰年”区有大鼓、竹筒鼓、锣、镲、唢呐等乐器以及我院老师自制的竹龙、纸龙、狮子、春牛等音乐活动材料。
3.在幼儿一日生活和活动中，营造艺术教育的氛围，潜移默化地培养幼儿对本土艺术的审美情趣和能力。如:将本土音乐融入各年龄段的早操，配合体育老师创编《箱箕操》《铜鼓操》等;利用晨间、离园等自由活动时间，播放民间民俗歌谣、乐曲等;亲子运动会上运用自制的“纸龙”“布龙”“竹龙”“牛头”“狮子”等道具开展《龙戏珠》《舞春牛》《狮王争霸》等游戏活动。
最后，引导幼儿直接参与到本土的特色民俗活动中，让幼儿直接感受到本土民俗文化的精髓。如一年一度的“花婆节”活动极富地方特色，我们会告诉家长带上幼儿，让幼儿实地欣赏独特的民间表演和民间趣味竞技活动以加深认识，再通过绘画、表演等形式去再现“花婆节”的热闹景象。
(四)开发适合的艺术教育形式和内容
《纲要》提出，“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引导幼儿实际感受祖国文化的丰富与优秀”，“适当向幼儿介绍我国各民族和世界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使其感知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培养理解、尊重、平等的态度”。遵从这些基本原则，我们以邕宁民间艺术为切入点，开展民间艺术教育活动，培养幼儿兴趣，发展幼儿人格。
1.音乐教育要用音乐打动和陶冶幼儿的心灵，引导幼儿热爱音乐、热爱生活。我们采取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形式，将本土文化有效地融入幼儿的音乐教育活动当中，让幼儿得到美的熏陶，并潜移默化地传承本土的音乐文化。
2.美术教育可结合传统节日，开展与节日相关的主题教学活动。如：结合邕宁八音文化艺术节我们设计了“我的小铜鼓”手工装饰活动，引导幼儿认识铜鼓，知道铜鼓是八音艺术节的主要乐器;农历三月十二是邕宁传统的花婆节，我们组织幼儿开展“漂亮的花婆脸谱”绘画活动，初步激发幼儿对花婆文化的兴趣，将花婆“乐施好善，济贫扶困”的精神植入幼儿的心里;中国传统的中秋节上有个花灯会，我们便设计了一个亲子“创意花灯”手工活动，增进幼儿与父母之间的感情，传播环保理念;结合壮族三月三歌圩节，我们设计了“五色糯米饭”手工撕贴活动;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节庆期间，我们设计了“创意龙”“春牛”“我的小花炮”等多样化的艺术活动，便于幼儿运用多种方式表达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认知。表2为我院美术教研组开发的系列民俗文化美术课程。
三、反思及展望
壮族的民俗文化特点篇6
[关键词]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徽州经验；广西民俗资源
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新兴产业之一，日益广泛且深入地渗透至普通百姓的生活。民俗旅游是一种深层次的旅游形式，由于它满足了游客“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心理需求，成为旅游行为和旅游开发的重要内容之一。广西这方土地，早在四万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数千年来，积累的古迹和文物灿若繁星。同时，在这青山秀水间，居住着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12个兄弟民族，他们以独特的节日文化、生活礼仪、衣食住行等组成一幅幅古朴淳厚的民俗风情画卷。如何更好地整合与利用这些资源，更快、更好地发展广西旅游业，是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一、民俗文化及其对旅游产业的意义
民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渐创造和形成，并反复出现、世代相承、相沿成习的生活文化事象，是一个社会群体在语言、行为、思想观念和社会心理上的集体习惯。民俗文化指的是当地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与习俗，它涉及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民俗风情、生活习惯、生产方式、居住样式、节庆典礼、宗教信仰、传统服饰、民间艺术、烹调技艺、工艺特产、音乐歌舞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民俗旅游成为旅游开发的一个热点，它对旅游产业的意义主要表现为：(1)民俗文化是一座巨大的宝库，蕴涵着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在旅游开发中处于起步阶段，尽力发掘、保护和开发宝贵的民俗文化资源，将潜在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是当前十分紧迫的任务；(2)民俗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与地域性，能促进跨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与了解。现实表明，以往单纯的展示性旅游形式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更趋向于获得有别于惯常的生活的充满情趣的体验，朴实又富有新鲜感的地方生活情趣更能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3)民俗文化旅游丰富了旅游活动的内容，深化了旅游活动的内涵，不仅提高了效益，促进了旅游经济文化的发展，还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益和深远的生态环境效益，可谓一举多得。
二、徽州民俗旅游的成功经验
徽州古称新安，地处安徽南部，横卧黄山脚下，在地理上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单元，该地在对古代文化的传承及现代旅游的开发方面形成自己独具的特点，成为我国境内不可复制的一道旅游风景线。其旅游开发的成功经验可概括为以下四点：
(一)定位精准，推进文化与旅游紧密结合、和谐发展
在徽州，时刻能感受到那里厚重、深沉的文化氛围和历史气息。徽州文化是学界公认的在特定时段、特殊历史背景下中华儒学在古徽州地域的厚实积淀和生动再现，具有了解和体认
糯米为主料，配以野花、瓜果、肉类等不同辅料，制成黄花饭、菜包饭、五色饭、竹筒饭、油饭、年糕、粽子、粽粑、糍粑等。侗族有“侗不离酸”的习俗，侗族的“酸”，制法独特、种类丰富，有荤酸、素酸、煮酸、腌酸等，除此之外，侗族的油茶也是地方一绝。
3广西的建筑形态主要有桂东南的骑楼、桂北的民居、桂西的干栏建筑。特色建筑则有鼓楼、风雨桥、谷仓、木楼等。著名的古建筑有：桂林兴安的灵渠、桂林市中心的靖江王城、富川瑶族自治县的富川明城、永福县寿城的永宁州古城、龙州县城西南的小莲城、凭祥市的大莲城及友谊关、容县的真武阁、合浦的大士阁及东坡亭、柳州的柳侯祠、桂林恭城的孔庙、桂平县的洗石庵、昭平县的宝珠观、百色市的粤东会馆、三江的程阳风雨桥及马畔鼓楼等。
4广西的民间工艺种类繁多。壮族的壮锦色彩斑斓、手工精致，明代万历年间曾被列为贡品，图案多为方纹、水波纹和万字纹，绣以丹凤朝阳、凤穿牡丹、双龙戏珠、喜狮滚球、蝴蝶恋花、鱼跃龙门、喜鹊闹梅等图案，立体感强，造型生动活泼，寓意吉祥。最能代表广西的工艺品是铜鼓，鼓面饰以太阳纹、雷纹、青蛙、飞鹭；鼓身的羽人舞姿、龙舟竞渡等，蕴涵着浓厚的民俗文化魅力。除此之外，壮族的绣球、毛南族的花竹帽及木刻面具、桂林市五通镇的“三皮画”(即在树皮、猪皮和牛皮上作的画)、苗族的刺绣、瑶族的挑绣等也是广西独特的民间工艺品。
(二)非物质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广西各民族在长期生产和生活中形成了相互储存、共同发展的关系，创造了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2005年起，广西各地开始申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经专家评审后，确定广西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58个，其中19个项目纳入国宝保护范畴。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面很广：
1口头传统及表演艺术，如布洛陀(布洛陀是壮族先民口头文学中的神话人物，是创世神、始祖神和道德神，其功绩主要是开创天地、创造万物、安排秩序、制定伦理等。“布洛陀”是壮语的译音，布洛陀的“布”是很有威望的老人的尊称，“洛”是“知道”、“知晓”，“陀”是“很多”、“很会创造”，“布洛陀”就是指“山里的头人”、“山里的老人”或“无事不知晓的老人”等意思)；刘三姐歌谣；侗族大歌、侗戏；桂剧；桂南采茶戏；柳州山歌；彩调；壮族嘹歌、三声部民歌；广西八音；瑶族蝴蝶歌、长鼓舞；京族独弦琴艺术；凌云壮族72巫调音乐；壮族天琴艺术、壮族春牛舞、蚂拐舞、师公舞、师公戏；桂平杖头木偶戏等。
2社会风俗、礼仪、节庆。广西的民俗节日很多，有京族哈节；瑶族盘王节；壮族蚂拐节；仫佬族依饭节；毛南族肥套(“还愿舞”，是毛南族还愿等活动的总称，盛行于明清之际，初为毛南族借助傩祭祀天地自然万物的仪式，在传承过程中融合了毛南族口头文学、山歌、戏剧、舞蹈、音乐、打击乐等艺术元素成为内容丰富的民俗活动)、壮族歌圩、苗族系列坡会群(指在每年春季的农历正月初三至十七这段时间内，融水县各乡镇村屯的节日活动。每天一个坡会，排列成序，连续不断，苗民借此以悼念先辈、消灾祈福、鼓舞斗志、交流感情、集体聚会娱乐)等。
3传统的手工艺术技能。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舞狮技艺；钦州坭兴陶艺；贡川纱纸制作工艺(贡川纱纸有着悠久的历史，闻名中外，它始于唐代，盛产于清朝，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是贡川乡的一大主业。贡川纱纸系手工制作，纸张极薄、柔软、雪白，韧性特强，用途广泛，是其他纸类不可代替的特殊软纸)；毛南族花竹帽纺织工艺；梧州龟苓膏制作工艺；侗族刺绣；平南三利小刀锻制工艺；六堡茶制作技艺等等。
(三)广西民俗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
广西民俗资源无比丰富，但在开发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少。主要表现为：第一，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念趋同化，以致于一些民俗的本色与乡土气息也逐渐地退化；第二，民俗民风商品化和庸俗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追求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一些地区不惜改变传统，一味迎合取悦游客，发展过度，势必造成传统文化的失真，民俗旅游被过于机械地舞台化、旅游项目过于艺术化、民俗文化被随意地庸俗化，导致失去了民俗文化中最珍贵的本色与天真；第三，没有形成整体开发的大思路。各地景点繁多，但基本上是零星分散、各自为政，缺少大气；第四，缺少宣传的平台及窗口，致使这些文化资源处在深闺人未识，自生自灭的命运自然不可避免。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旅游业日益成为朝阳产业的今天，如何在各民族原汁原味的本土文化与现代先进文化合理渗透之间找到平衡，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也是能使本地少数民族文化的生命之树得以长青的关键所在。
四、借鉴徽州经验，做大广西民俗文化旅游文章
徽州旅游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文化旅游与一般的自然风光游相比，形式重要，但内容更重要。徽州旅游部门从大处着眼，进行良好的整体布局和合理的资源配置，确定好各旅游重地的形象定位，形成区域间的良性竞争，这是当地民俗文化旅游业快速、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广西旅游文化部门可以此为鉴，调整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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